“醉驾入刑”八年的反思与刑事立法路径研究
作者:付强 刘艳娇 发布于:2020-07-29 22:17:48.0 浏览次数:181

摘要:2011年我国修改刑法时将醉驾行为规定为危险驾驶罪,以期实现打击醉驾肇事的立法目的。但该法条实施八年以来,危险驾驶案件数量却跃居第一,同时醉驾案件审前羁押率和实刑率高,刑罚公平性受到质疑,犯罪附随性后果影响大等问题凸显。因此本文对醉驾入刑的合理性和实施效果进行反思,认为在刑事立法中应警惕严打思想,未来刑事立法的方向应是改革罪刑结构和规范附随后果,才能理顺刑法体系,发挥刑法的社会治理作用。

关键词:醉驾入刑  反思  罪刑结构  改革

一、醉驾入刑的基本情况

2008年1214日,孙某铭在成都市内无证、超速醉酒驾车引发严重交通事故,造成四死一重伤的严重后果。作为全国首例判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酒后驾驶案,孙某铭案推动了醉驾入刑。201151日我国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危险驾驶罪的内容:“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这一规定将原本由行政法规制的醉驾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扩大了刑法圈。

然而,该条规定自酝酿阶段起就引发学界及社会热议,醉驾入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备受争议。支持者认为醉驾行为存在侵犯他人人身权益的重大危险,不入刑不足以震慑醉驾行为;反对者认为若对于显著轻微的醉驾案件处之以刑罚,不免有违刑法谦抑性。在立法过程中对醉驾行为是否规定限制后果或情节,即“醉驾是否一律入刑”的问题同样针锋相对。一种意见是,醉驾一律入刑突破了《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认为立法将醉驾不作区分地同等处置做法不妥,有违案件处理的公平性。另一种意见是,危险驾驶罪本身是“危险犯”而非“结果犯”,要求“情节恶劣”会造成入罪标准难以把握,从而导致执法不统一。

尽管对醉驾行为是否入刑以及入刑的具体规定争议颇大,但最终醉驾被写入了刑法,并且没有对醉驾入刑加之“限制后果或情节”的规定,表明立法明确采纳醉驾入刑不考虑情节和后果的立场。这一立法成果在《刑法修正案(九)》增加危险驾驶罪内容时再次被保留。

醉驾入刑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也并未如预想般顺利,审判机关发现根据简单粗暴的立法规定难以应对现实中情况复杂多样的醉驾案件。在醉驾入刑后不久,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张军在2011510日召开的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的构成条件,防止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的行为,直接诉至法院追究刑责。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中更是明确规定:“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这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审判工作的需要对醉驾的入罪标准和量刑标准有了新的反思。

二、醉驾入刑的实施现状

20195月,醉驾入刑已满八年,危险驾驶案件数量仍居高不下,据统计,仅2019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酒驾醉驾90.1万起,其中醉驾17.7万起,因酒驾醉驾导致死亡交通事故1525起,造成1674人死亡,数量之大令人震惊。与此同时,731日,最高法公布了2019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数据,在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危险驾驶罪案件数量首次超越盗窃罪,排在第一位。以上数据表明,醉驾入刑并未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有效解决醉驾高发这一社会问题。

醉驾入刑实施八年以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原本所持的“醉驾一律入刑”的观点也有所松动。以北京为例,自醉驾入刑后司法机关对醉驾行为一直采用严控政策,几乎没有检察机关对醉驾行为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例,法院对危险驾驶案也通常判处自由刑。但对于现实中复杂的犯罪情况,这种一律严惩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醉驾一律入刑”这种粗放式立法带来的弊端,反而造成司法实践中案件处理的不公。因而近两年来,实践中出现部分基层检察院对危险驾驶案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的情况,虽然醉驾者体内酒精浓度达到入罪标准,但考虑到行为人驾驶距离较短、认罪态度较好、无其他从重情节,检察机关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三、醉驾入刑后的副作用

(一)醉驾案件审前羁押率和实刑率高。当前,醉驾案件的审前羁押率较高。在《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公安部曾发声,在《刑法修正案()》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公安部门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由于醉驾行为入罪标准客观性强,达到醉酒标准(80mg/100ml)就追究刑事责任,因而在审前对犯罪嫌疑人适用羁押措施几乎是一种诉讼常态。在对醉驾案件的量刑上,检察机关对绝大多数醉驾案件提出的量刑建议都是直接判处拘役,因而直接适用实刑的比例偏高,缓刑等非监禁方式的适用不足。

(二)醉驾案件刑罚公平性受质疑。司法实践中醉驾案件处理的公平性未实现有效平衡。一是由于刑罚配置不合理。《刑法修正案(八)》对醉驾行为配置的刑罚为“拘役,并处罚金”,法院在量刑时仅能对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拘役期限和罚金数额进行幅度选择,对犯罪情节和后果区别较大的醉驾行为难以实现刑罚轻重的有效调节,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存在实际困难。1二是各地司法机关在量刑时宽严把握不统一。在司法实践中,即使醉驾行为人的酒精含量和量刑情节大致相同,被判处的主刑幅度却存在较大差别的情况普遍存在,各地适用缓刑的比例也差距甚远。2

(三)醉驾案件犯罪附随性后果影响大。犯罪附随性后果是指因犯过罪或受到过刑事处罚而受到的非刑罚性限制措施。醉驾入刑以来,因危险驾驶罪受到刑事处罚的人数量庞大,醉驾者不仅要受几个月拘役的刑罚,还将付出其他沉重的代价。一是职业成本。律师、医师将被吊销执业证书,公职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一般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受过刑事处罚的公民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当兵或报考军校,作为法定代表人无法顺利办理营业执照,从事出租车、货车、客运车辆等营运行业的驾驶人将终身不得从事营运类工作。二是家庭成本。因为家长醉驾被判刑,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也将受到一些限制。三是信用成本。“酒驾醉驾”将纳入个人信用记录,贷款、消费将受限制。另外,醉驾记录还会影响申请办理出国签证、移民签证等等。3

据统计,海淀区检察院2016年至今受理的危险驾驶案件中,因危险驾驶罪被开除的公职人员达17人,81名党员因此被开除党籍。可见,对醉驾者而言,相较于几个月的拘役和罚金,犯罪的附随后果对个人的影响反而更大,更多公民因为醉驾行为被打上罪犯标签,影响本人就业和参与社会生活。

四、对“醉驾入刑”的反思

随着越来越多以醉驾为代表的原本由行政法规制的行为写入刑法,侵犯法益程度轻微的犯罪行为逐渐占据刑法的较大篇幅,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的犯罪化趋势。结合我国近年来的犯罪趋势,严重暴力犯罪减少,经济犯罪增加,过失犯罪上升,总体而言,“轻罪案件”比例大幅上升。4另外,依托互联网等高科技、新型化的犯罪案件亟需立法填补空白,立法犯罪化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但“醉驾入刑”所产生的副作用,警示我们要看到目前刑法体系存在的“硬伤”,对刑事立法和改革进行深刻反思,防止类似“醉驾入刑”的负面连锁反应再次发生。

(一)警惕严打思想。醉驾入刑是为了严惩醉驾,严厉的刑罚虽然短时间内能对醉驾行为产生抑制效果,但随着人们对该条规定的适应,刑罚的规制效果会逐渐减弱。刑法是保护公民权益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刑罚也被看作是惩罚犯罪的有力武器,自古以来重刑主义思想一直根植于我国国人头脑之中。重刑主义是指人们过度迷信、崇拜严刑峻法,对罪犯苛以重罪的同时给予其报复性惩罚的思想。5在讨论醉驾入刑如何配置刑罚时,有观点认为只配置拘役并处罚金处罚过轻,难以有效震慑违法者,这反映出我国崇尚重刑的倾向依然存在。

历史早已证明严打不是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醉驾问题的解决应求诸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若重刑主义思想大行其道,不仅不能取得维护社会秩序的预期效果,过于严苛的法律反而会削弱群众对刑罚的认同感,阻碍法律的实施,罪犯也会因刑罚过重对刑罚制度产生报复情绪,增加再犯可能性。值得说明的是,摒弃重刑主义思想与犯罪圈的扩大和犯罪体系的完善并不矛盾。加快完善犯罪体系,使犯罪的轻重层次更明确,刑罚结构更合理,反而能让重刑主义失去生存土壤。

(二)改革罪刑结构。由于时代背景和立法技术的影响,我国1979年第一部《刑法》分则仅规定了103个条文和129中具体犯罪,主要规制严重侵犯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犯罪,适用的较重的刑事处罚,可以说给我国留下了“重罪重刑”式的刑法典范本。6对醉驾这样的轻微犯罪仍处以实刑印证了目前我国刑法仍是重罪重罚体系,对大量轻罪纳入刑法的变化趋势未能及时有针对性地调整罪刑体系。正如储槐植教授所述,在我国,刑法现代化就是“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调整过程。7“厉而不严”的重刑结构,主要表现为刑罚苛厉,刑事法网疏漏不严密。“严而不厉”的轻刑结构,主要体现为刑事法网严密,刑罚轻缓。

为解决我国刑法体系与犯罪发展趋势不相匹配的现状,首先应理顺犯罪体系,构建起清晰的犯罪梯度。我国刑法对轻罪与重罪的分类并不明确,为了改变立法犯罪化后犯罪体系的混乱现状,学界对犯罪分层理论进行了研究。所谓犯罪分层,是以刑事一体化的视角将犯罪分为不同的层次,以区分犯罪的不同严重程度,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以及处以不同的刑事处罚等。具体而言,可以根据法定刑或宣告刑将犯罪分为轻微罪、轻罪和重罪,以拘役刑、3年有期徒刑为划分标准,如醉驾此类法定最高刑仅为拘役的犯罪,则划分为轻微罪,在量刑和适用程序上与其他层次的犯罪行为予以区别化对待。8其次,调整刑罚体系,主张轻刑化发展方向。目前适用刑罚时对轻罪与重罪的区分不够分明,对于一些轻微犯罪仍多采用人身自由罚,单独适用附加刑的比例低。在理顺犯罪体系,构建起层次化犯罪体系后,对于轻罪可提高适用缓刑的比例,对醉驾等轻微罪则以单处罚金、适用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刑为主,相应地审前应以非羁押强制措施为主,保证对嫌疑人前后处置的内在一致性。

(三)规范附随后果。在我国,大量的“资格限制”“职业禁止”都存在依据不明、标准混乱、内容分散等问题,给犯罪人回归社会设置了多重障碍。犯罪人受到刑事处罚,即已经完成了刑法打击犯罪的任务,若增加过多的其他限制性惩罚,将与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相违背。改革犯罪附随后果,应与分层化犯罪体系相适应,根据犯罪所属的层次决定不同的附随后果,体现“轻重有别”的原则。因此,建议在立法层面上将犯罪附随后果纳入到刑法资格刑体系,明确由司法机关对犯罪人确定因犯罪行为而应受到的限制,包括本人职业、参与社会生活、政审以及子女就业等方面。以担任公务员的条件为例,应当仅对有重刑犯罪记录的人进行“职业禁止”,对于仅有轻微犯罪记录的不作同等限制。另一方面,在择业禁止方面也要关注到特殊行业,建立相关犯罪强制报告制度,如在应聘教师职业时,对有虐待儿童或强制猥亵儿童等侵害儿童人身权益相关犯罪记录的,应当设立严格的职业禁止或限制,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此外,为进一步压缩对犯罪人随意限制的可能性,也应当构建合理的前科消灭制度。对此可以借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针对成年人犯罪,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犯罪记录制度进行规范。针对某些犯罪人(如特点罪名、特定刑罚),满足一定的条件(如遵守相关禁止性规定),经过一定的期限后对犯罪记录进行消灭,对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保障法律的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消灭前科的期限,也应根据犯罪行为的不同层级应进行细化规定,如轻微犯罪至少经过一年才能消灭记录,轻罪和重罪则根据罪行轻重程度分别设置五年、十年和终身不消灭等不同的限制条件,使法律规定更精细化、合理化。9



参考文献:

①参见龚军辉、王海明、黄明雪:《醉酒型危险驾驶案实证研究》,《中国检察官》2018年第7期,第37页。

②参见刘仁文、敦宁:《醉驾入刑五年来的效果、问题和对策》,《法学》2016年第12期,第151页。

③参见南山松财:《2019,酒驾醉驾最新恐怖成本!》k.sina.com.cn/article_6888858426_19a9ba33a00100itpz.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1010日。

④参见何荣功:《我国轻罪立法的体系思考》,《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第1203页。

⑤参见顾德瑞:《对重刑主义的忧思》,《法制与社会》20124月(下),第10页。

⑥参见王志祥、韩雪:《我国刑法典的轻罪化改造》,《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90页。

⑦参见储槐植:《刑法现代化本质是刑法结构现代化》,《检察日报》20184月第3版,第1页。

⑧参见卢建平:《犯罪分层及其意义》,《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49页。

⑨参见付强:《轻刑化趋势的一体化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1页。

(本文作者单位均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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