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方式
作者:孟亚旭 发布于:2019-09-26 11:47:58.0 浏览次数:47

选题策划“环境有价,损害担责”。自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首次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方式。

“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正在被破解。我国已基本建立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不仅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损害赔偿解决途径等得到明确,也形成了相应的鉴定评估管理和技术体系、资金保障和运行机制。

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印发省级改革实施方案,另有126个市(区、县)印发了市地级改革实施方案。这给保护“绿水青山”提供了非常积极的环保意义和法治意义。

“修复”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方式

/孟亚旭

6月5日正值第48个世界环境日,最高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该规定自当日正式施行。该规定明确,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原告资格省、市地级政府可当原告

该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受理条件。

根据规定,存在三种情形之一的,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因与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磋商未达成一致或者无法进行磋商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这三种情形分别为:发生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在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不适用本解释的两类情形,即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人身损害、个人和集体财产损失要求赔偿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因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要求赔偿的,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及相关规定。

举证责任绝大部分由原告一方承担

在举证责任方面,规定明确,原告应当就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或者具有其他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的情形,生态环境受到损害以及所需修复费用、损害赔偿等具体数额,以及被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最高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解释说,在这样一种诉讼中间,政府一方拥有更多的调查取证的权力,把责任分配给政府一方,更有利于事实真相的恢复和查清案件事实。所以,在这类案件中间,举证责任绝大部分应该由原告一方也就是政府一方来承担,是具有正当性的。

他补充说,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由被告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比如说被告认为他有属于法律免责的情况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这方面的事实当然只能由他来提供”。

还有一种情形,即当原告作为政府一方已经提供了相当的证据,涉及某些细节的事实,政府一方没有办法获取;而被告一方提供证据完全具有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举证责任发生转移。

赔偿方式首次添加“修复生态环境”

规定还突出了修复生态环境的诉讼目的,首次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方式。

根据生态环境是否能够修复对损害赔偿责任范围予以分类规定,规定明确生态环境能够修复时应当承担修复责任并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生态环境不能修复时应当赔偿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并明确将“修复效果后评估费用”纳入修复费用范围。

规定提到,法院受理因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和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先中止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审理完毕后,就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未被涵盖的诉讼请求依法作出裁判。

江必新解释说,环境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不仅涵盖国家利益诉求,还可以涵盖公共利益的诉求。“但是有时候,可能还有遗漏的,我们用公益诉讼再来补充。即环境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优先,公益诉讼作为补充。”

(转自:《北京青年报》2019年06月06日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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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诉讼:司法保护生态环境有什么高招

/朱健勇 叶婉

“公益诉讼经过近五年的历程后,整个社会的公益力量正在形成合力。”6月5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对该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情况进行通报。

2015年7月至今,四中院已受理17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其中五件来自汽车排放超标,占总数近30%。在诉讼主体方面,公益诉讼不再是“单打独斗”,其起诉的合作呈多样性,有在法庭上显名的联合起诉、支持起诉,也有诉外支持和配合分工。此外,检察机关正逐渐成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力军。

预防性判决结合行为保全

2015年以来,四中院共计受理公益诉讼21件,其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数量17件、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3件、消费者公益诉讼1件。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14件,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3件。目前已审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11件。

北京四中院通过司法保护生态环境究竟有什么高招?“我们在四分检诉多彩公司大气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中,判决在符合环境保护标准之前,禁止企业从事污染环境的生产经营;自然之友研究所诉都市芳园公司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判决被告对改造绿化的环境负有维护义务,不得在该区域内实施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均是预防性判决。”马军告诉北青报记者,北京四中院在审判实践中,将预防性责任承担与行为保全制度充分结合,对可能发生的污染环境的生产行为予以预防性判决,满足社会环境公共利益的最大保护。

在责任分配方面,四中院更加注重“谁污染,谁治理”让污染者担责,加强诉讼中推动被告及时采取环境保护修复措施。

审判实践中,北京四中院坚持由污染者承担环境恢复性责任和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偿性责任,针对客观上无法修复或没有必要修复的受损生态环境,探索替代性修复新途径以保证实现环保功能。

此外,北京四中院不断探索尝试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资金进行公益信托,并全国首次创新引入公益信托机制,运用公益信托的设立、信托财产的管理,设立专业委员会、设置信托监察人,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产状况报告、公告、清算报告、违法起诉等制度。

检察机关成为起诉主力军

从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至今已经近五年,那么首都环境公益诉讼有了哪些新变化和新亮点?

“随着全社会逐渐形成的生态文明共识,围绕公益诉讼不再是各家组织或个别案件的‘单打独斗’,在首都环境综合治理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公益力量正在形成合力。”北京四中院副院长融鹏表示。

公益组织从过去单独到法院起诉,到现在对诸多案件的合作分工诉讼。公益诉讼起诉的合作呈多样性,有在法庭上显名的联合起诉、支持起诉,也有诉外支持和配合分工。

检察机关正逐渐成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力军。检察机关和公益组织提起的诉讼领域中各有侧重。因为检察机关专业性强,对调查取证、鉴定检测、诉讼保全、庭审诉辩都更具备专业经验,如就污染涉及刑事、污染更加隐蔽调查取证难、污染情况紧急以及污染鉴定更具专业性的案件,检察机关都倾注更大的力量,推动了公益诉讼的发展。

融鹏表示,四中院建立了公益诉讼绿色通道、诉讼保全、公众参与、技术专家支持、综合治理与司法建议等等一系列程序机制,探索了环境损害鉴定方法类型化,并采取多元化裁判方式来恢复环境、保护生态。

   (转自:《北京青年报》2019年06月06日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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