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治三起强索财物案判决的评议
作者:沈海平 发布于:2019-02-26 10:57:41.0 浏览次数:470

 

【编者按】2018年第12期本刊“法制看点”栏目刊发了本刊记者杨易峰采写的《仨“恶霸”涉罪,同案不同判遭质疑》一文。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焦树旺、韩青则、原宏伟均系山西长治市高新区史家庄村人)各自分别利用暴力威胁恐吓、施刀子扼喉咙、堵路堵门不让施工等手段,对进驻城中村进行依法改造建设的多家施工单位敲诈勒索,非法获取了百万、数百万元以及多套房产和商铺。一审法院对此三宗同类案件行为所作出的认定与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被害人也不服。

文章刊发后,引起社会及法律界的热议与关注。今择一刊发国家检察官学院沈海平教授的文章,以飨读者。

对长治三起强索财物案判决的评议

  / 沈海平

在同一地方,三位不同的被告,基于基本相同的事由,向几位相同的被害人(单位)强行勒索财物,提起公诉后,由同一法院审理,却出现了罪名、量刑不同的判决,引起被害方、法律界及社会舆论的严重质疑,是很自然的。当然被害方是案件中的利益攸关方,通常情况下,其对判决表示不满,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公众一般是基于社会常识、通常法感情和朴素正义感来判断某一案件判决的公正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案外人对一个案件的司法判决的质疑都是不对的。实际上,当一个案件的判决招致社会公众的广泛质疑时,司法裁判者应当认真对待公众舆论,自我反思和检视判决的正确性。从近年来多起案件的司法判决在公众舆论的监督下被纠正的实例来看,公众的常识判断有时可以对司法的专业认知起到一种纠偏的作用,更何况在当下中国的司法语境下,鉴于司法缺乏独立性、易受到人为干扰乃至存在司法腐败现象,司法更应接受来自社会的监督。

就发生在山西长治市高新区史家庄村的焦某、韩某、原某利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向开发商勒索财物案而言,案情基本相同,但一审法院的判决在定罪、量刑上却出现较大差异。为何会出现同案(当然所谓“同案”,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不同判,判决是否正确、适当,值得进一步探究。

首先,被告人原某以暴力威胁兆盛公司负责人、封堵工地相要挟,向兆盛公司索要房产。兆盛公司被逼无奈,给付原某商品房一套,价值85万余元。法院判决认定,原某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8万元,退缴赃款85万余元并发还被害人。此案判决被认为是比较公正合理的,被害人也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告人韩某和焦某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法院则持不同的立场。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韩某自2011至2014年间,先后13次向兆盛公司负责人敲诈勒索财物共计1000多万元,敲诈的理由或名目包括强迫安排工作、结婚、购车、生活无着落等,强行向兆盛公司索要房产、钱款等财物。如兆盛公司不答应其要求,则以堵工地、堵门阻碍施工,或以打砸、吵闹等手段相要挟。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韩某犯敲诈勒索罪,但涉案金额仅认定为303.758万元,其余数额未予认定。尤其涉及韩某向兆盛公司强行索要的2套房产(案值评估为85.958万元)、1套商铺(案值评估为378.269万元),法院没有认定为敲诈勒索,理由是“商品房的买卖合同是基于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这一理由是否成立?由于房产和商铺涉案金额巨大,是否应计入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数额,对量刑影响甚大,因此值得加以认真探讨。

在刑法上,敲诈勒索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对他人实施威胁、恐吓,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本罪的规范结构是:行为人对他人实施威胁、恐吓——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本罪的关键构成要件(特征)是,被害人因受到行为人的威胁、恐吓产生心理恐惧,因而被迫(看起来“自愿”)向行为人交付财物,这一点与诈骗罪中被害人因受到欺诈产生错误认识而“自愿”向行为人交付财物相类似。只要被害人因受到行为人的精神强制而被迫(尽管有“自愿”成分)交付财物(动产或不动产),行为人即构成敲诈勒索罪。在韩某一案中,首先,韩某向兆盛公司勒索钱款和勒索房产,所用手段是一样的,且钱款和房产作为犯罪客体的属性并无本质不同,因此两者同属于一个整体性犯罪行为,不能分割开来加以处理。其次,虽然被害人对钱款的处分是一种非要式行为(直接交付即可),而对房产的处分是一种要式行为(需要签订书面合同并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才能完成交付),但是这种形式的差异并非本质区别,两者都是被害人因受到行为人的威胁、恐吓和心理强制而被迫交付财物,不能因为双方签订有书面(购房)合同并办理了产权转移登记而改变了“被迫”交付财物的性质,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自愿”交付。何况,行为人并没有支付购房对价,被害人凭什么“白送”行为人2 套住房、1套商铺?第三,在原某一案中,原某向兆盛公司索要了1套房产,法院判定原某构成敲诈勒索罪,而在韩某一案中,韩某实施了同样的行为,却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这岂不是自我“打脸”吗?同一法院对基本同一的案件,做出迥异的判决,法院如何给出合理的论证?

至于法院对焦某一案的判决,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对于被告人焦某被指控向奥盛公司非法索要40万元树木补偿款,以及通过拉土堵路手段向三家公司索要钱款135万余元、银苑小区房屋1套的行为,法院认为焦某行为的暴力程度较轻,影响范围较低,该两起犯罪更符合寻衅滋事罪中“强拿硬要”的行为方式;对于被告人焦某涉及其他三起敲诈勒索的指控,法院认为被害人(单位)在向焦某支付涉案钱款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意志自由,在遭受焦某威胁时并未告知村委或采取报警等应对方法。对于焦某在该三次行为中所获财物,兆盛公司作为给付主体(而非“被害人”)可以通过民事途径争取相应的财产权利,公诉机关指控该三起事实构成敲诈勒索罪不成立。法院对于焦某一案的判决是否正确,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的关系及界分;二是被害人在受到敲诈、被迫交付财物时的“意志自由”问题。

关于寻衅滋事罪,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三)项规定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强拿硬要”在客观上具有暴力、胁迫性质,主观上也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体上也是对他人财产权的侵犯。因此,寻衅滋事罪与敲诈勒索罪存在一定程度的构成要件的重叠(理论上称为法条竞合)。“强拿硬要”他人财物的行为既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也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因此,两罪是竞合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当然,两罪也有本质区别,最大区别在于,敲诈勒索罪属于侵犯财产类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而寻衅滋事罪所侵犯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挑战的是社会公序良俗,虽然行为也会侵犯到他人财产权,但更多表现为“爱占小便宜”,如在农产品市场强拿他人瓜果、在饭店吃饭不付钱、搭乘出租车不付钱等(如被害人索要,则以暴力相威胁)。但是,如果“强拿硬要”他人数额较大财物,则行为可能同时构成敲诈勒索罪甚至抢劫罪,也就是说,此种情况下,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与敲诈勒索罪(或抢劫罪)的想象竞合犯,应当从一重罪处理。就焦某一案而言,被告人焦某向被害单位非法索要40万元树木补偿款及135万余元钱款、银苑小区房屋1套的行为,即使如法院所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但不能排除焦某的行为同时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以两罪的想象竞合犯来处理,依从一重罪处理的原则,对焦某的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来处罚,这样才能罚当其罪,而不能将两罪看作是对立关系,认定焦某的行为仅构成寻衅滋事罪,排除敲诈勒索罪的适用。

对于焦某案涉及的第二个问题,如判案法官所理解的,敲诈勒索罪中的被害人确实是因受到行为人的威胁、恐吓,意志自由受到抑制,因而被迫交付财物。但是须注意的是,被害人并非完全失去了意志自由才能构成敲诈勒索罪,如果被害人完全失去意志自由而交付财物,则极有可能构成抢劫罪(如刀架被害人脖子让其交出财物)。实际上,敲诈勒索罪的本质特征就是,被害人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交出财物,要么面临行为人可能施加的其他不利后果,这就是被害人在选择上的意志自由。虽然被害人的意志自由受到抑制,但并非完全失去。被害人两害相权,选择交付财物,不能因为被害人还有其他选择而否定行为人构成敲诈勒索罪。至于说,被害人在面临敲诈时,为何不告知村委或报警,这是被害人的自我选择问题,与行为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没有关系。

                      (作者系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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