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用身份证件罪中“情节严重”标准的把握
作者:倪俊艳 付继博 发布于:2018-11-30 16:04:47.0 浏览次数:19

 

盗用身份证件罪中“情节严重”标准的把握

 / 倪俊艳  付继博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盗用身份证件罪,但条款中“情节严重”的标准如何并无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盗用他人身份证行为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给司法带来困惑,入罪标准问题亟待解决。1997《刑法》以来对侵犯个人身份证照行为的评价存在一个演变过程,包括司法解释扩张期(以1998《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为标志)、司法解释收缩期(以2009年《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和《机动车号牌答复》为标志)、行政处罚补充期(以2011年《居民身份证法》为标志)、刑事立法确立期(以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为标志)等,需要历史的看待这个问题。刑法之所以规定必须是“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盗用他人身份证件才构成犯罪,是因为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都是比较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或者管理事项,在这些活动中盗用他人身份证明,会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管理秩序。当然,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他人身份证件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应从一重定罪处断。刑法体系中常见“情节严重”标准包括数量、再犯、非法活动、危害后果等,盗用身份证件罪也应从这几个方面确定入罪标准。法律作为实践学科,最终要落实为具体的条文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指引作用,也才能为司法实务者提供明确的裁判依据,故本文尝试提出明确的司法解释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盗窃  罪名  刑罚  量刑

刑法中有的罪名只要实施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情节与数量在所不问。如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再如第二百八十条第三款规定: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从该条款文意能推出,只要实施了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证件的行为,无论多少都构成犯罪。但刑法中还有罪名不仅要求实施相关行为,还要达到一定标准才能入罪,这个标准一般是由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来具体明确。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之一规定: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情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是《刑法修正案(九)》的新增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5年10月30日发布的《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六)》的规定,新增该条款的罪名为“盗用身份证件罪”。法律已出台两年多,但条款中“情节严重”的标准如何并无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也无权威解读,给司法办案带来了困惑。

一、实践困惑

盗用他人身份证件的行为并不鲜见,但如何评价存在难点。先提供几个案例带来较为直观的认识。

案例(一):多次盗用同一张身份证件行为。杨某某在网吧上网时捡到一张身份证,并带在身上。杨某某于2017年3月至4月期间,先后3次用捡到的他人身份证登记,在H市D大酒店开房间居住,并在房间内与一女子发生性关系,后被该女子丈夫举报至公安机关。杨某某如实陈述了多次盗用他人身份证开房的事实。

案例(二):盗用一次一张身份证件从事违法活动的行为。俞某某明知施某某系吸毒人员,经常在酒店开房间吸毒,而将其身边持有的一张张某某的居民身份证交给了施某某到酒店开房间使用。施某某后于2017年4月22日用张某某的身份证在H市B快捷酒店开了房间并在该房间内容留李某某吸食毒品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施某某于2017年4月23日在该房间容留刘某某吸食毒品甲基苯丙胺;施某某于2017年4月25日在该房间容留赵某某吸食毒品甲基苯丙胺。后施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并交代了俞某某借给其张某某身份证的事实。

案例(三):盗用一次一张造成他人财产或信用损失的。2017年12月份,杨某谎称自己是电信公司的职员,从网上发布信息,以办手机卡可获取劳务费作为诱饵,骗取被害人赵某的信任。杨某将被害人赵某骗至电信营业厅,取得赵某身份证,用赵某的身份证办理手机卡后,再以高价卖给他人,使得被害人名下的手机卡被使用产生费用,给被害人造成电信资费损失1200余元。

以上三个案例中都存在盗用他人身份证的情况,但是否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存在争议。这种争议本质上还是没有明确的入罪标准造成的。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例并不少见,因身份证挂失不导致丢失身份证的芯片失效,捡到丢失身份证的人使用该身份证没有障碍。一些有违法犯罪前科劣迹的人员因担心公安机关根据酒店登记系统查询到开房信息过来检查,就用他人身份证(多系捡来或偷来的)登记开房从事违法活动(赌博、吸毒、卖淫嫖娼等)。这种现象在实践中越来越多,而盗用身份证件“情节严重”标准一直不明确,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要对盗用身份证件罪有更深刻的认识,首先就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相关罪名设置的“前世今生”,从而把握好立法本意和目的。

二、1997《刑法》以来的相关问题刑事评价历史演变

1997《刑法》立法初期并未对个人身份证件进行专门保护。从1997年刑法出台到2015年修九增加盗用身份证件罪并非一蹴而就,期间对于侵犯个人身份证照的行为的处理,公安司法机关做出了一定探索和尝试。盗用身份证件罪在刑法中作为第二百八十条之一出现,体现立法者认为该罪名与第二百八十条其他罪名存在较大的相关性,那么就从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开始讨论。

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在修九出台前有两款,第一款是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第二款是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这些都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证件、印章相关,而对于个人信息的相关证明材料是否属于国家保护范畴存在争议和模糊地带。修九增加的第三款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和该条之一盗用身份证件罪则是与个人的身份证件直接相关,保护的也是个人信息的管理秩序。

(一)司法解释扩张期

1997年《刑法》出台后,实践中出现伪造、盗窃机动车车牌的犯罪,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也造成了教坏的社会影响。对于此类行为的处理各地做法并不一致,没有明确的标准,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议也很大。为此,在1998年5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工商总局共同出台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七条明确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牌证及机动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自该规定后,机动车车牌就被视为国家机关证件。在特定历史时期下,这个规定对遏制相关违法犯罪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司法解释收缩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新型侵害社会管理秩序的手段逐渐增加,如利用虚假身份、盗用他人身份办理信用卡,提供虚假证明材料、伪造各类证件印章办理信用卡。而且这些信用卡很多被用于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为信用卡申请人制作、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涉及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者涉及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分别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定罪处罚。但对于盗用他人身份证件等行为仍无法规制。

另外,同一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伪造、变造、买卖民用机动车号牌行为能否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问题的请示》的答复提出:伪造、变造、买卖民用机动车号牌行为不能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你院所请示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将机动车号牌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从当前我国刑法的规定看,不能将机动车号牌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这样就否定了1998年《规定》的精神,造成了刑法适用的空白。这一规定平息了1998年司法解释在罪刑法定原则方面的争议,从法治的角度来看,更符合时代的发展需求,但使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无法受到刑事处罚。

(三)行政处罚补充期

刑法适用出现空白不代表不追究违法行为。除了刑法,行政法在规制公民身份证件的管理方面也做了一定探索。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规定对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一)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但行政处罚的处理效果和影响力很有限,威慑力也不足。

(四)刑事立法确立期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了买卖身份证件罪和盗用身份证件罪,前者只要实施行为即入罪,而后者至今入罪标准不明。

三、盗用身份证件罪内涵及外延界定

在讨论“量”的标准前,先要明确“质”的认定。

(一)必须是“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使用盗用的身份证件。刑法之所以规定必须是“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盗用他人身份证件才构成犯罪,是因为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都是比较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或者管理事项,如考试、开银行卡、乘坐飞机火车、出入境、酒店住宿等等。在这些活动中盗用他人身份证明,会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管理秩序,具有比较严重的社会危险性,甚至可能为从事其他犯罪活动提供空间(正常人一般不会用他人身份信息从事重要的社会活动)。所谓“国家规定”,包括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在不属于“国家规定”的活动中使用虚假身份证明的,属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所谓“盗用”,是指非经他人同意,使用他人身份证明的行为,包括盗窃、捡拾、购买他人身份证件后冒用等情形。如果与身份证件持有人串通或者经其同意,冒用他人身份从事相关活动,不属于“盗用”。

(二)“情节严重”问题的刑法体系探讨。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如前文所述,刑法分则罪名多数会有“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入罪标准。一旦分则罪名有情节和数额的要求,就需要明确入罪标准。

(三)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他人身份证件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从一重定罪处断。在司法实践中破获的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他人身份证件往往只是作为实施其他犯罪的手段,最终目的有可能为实施容留吸毒、诈骗、走私、洗钱、非法经营等犯罪。在行为人行为同时符合本条规定的犯罪和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情况下,根据本条规定,对行为人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四、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常见“情节严重”标准考量

刑法作为一个整体,单个罪名不可能孤立存在,一方面在认定相关情节时要考量其他罪名的认定方法,使刑法规则一以贯之,另一方面定罪量刑要与其他罪名做比较,满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一)数量情节。这是刑法中最常见的情节之一。行为犯多以次数作为入罪标准。对于盗用他人身份证件的数量情节包含两种,一是盗用的证件数量,二是盗用使用的次数。

(二)行政处罚前置情节。这类情节常见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盗用身份证件罪作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引入行政处罚前置情节也是理所当然的。

(三)进行非法活动情节。非法活动包括违法活动和犯罪活动。如前文所述,如果盗用他人身份证件进行犯罪活动的,构成牵连犯,择一重罪处罚,而盗用身份证件罪作为轻罪(最高刑为拘役),一般以进行的犯罪活动定罪处罚。

(四)损害后果情节。这种损害后果并不一定是行为人追求的,也可以是附带产生的,只要存在因果关系即可认定。如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及其他权益的重大损失或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等。

五、司法解释建议

立法(包括制定司法解释)是利用立法技术将刑法理论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文的过程。学术界倾向于对刑法理论的研究,但法律作为实践学科,最终要落实为具体的条文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指引作用,也才能为司法实务者提供明确的裁判依据。本文之所以要提出司法解释建议,就是希望能就标准展开讨论,抛砖引玉,推动司法解释出台。建议如下:

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情节严重:

(一)盗用他人的身份证件2件以上的(注:盗用1件次身份证件存在一定偶然性,还不能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但行为人如果盗用2件不同的身份证件就说明行为人具有很强的倾向性,应当予以打击);(二)盗用他人的身份证件3次以上的(注:与上一项同理,虽然仅盗用一张身份证件,但多次盗用排除了偶然性,体现了行为人主观恶性和倾向性);(三)因盗用他人的身份证件被行政处罚,又盗用他人的身份证件的(注:冒用他人身份证件1件次就可对行为人行政处罚,经行政处罚后不改再犯的,可刑事处理);(四)盗用他人的身份证件进行非法活动的(注:这里的非法活动主要是指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活动,如吸毒、卖淫嫖娼、赌博等等,此类违法行为在实践中最为常见);(五)盗用他人的身份证件导致他人财产损失超过2000元,或其他权益重大损失或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注:刑法中侵财类犯罪入罪标准由高到低为诈骗>盗窃>抢夺>抢劫,其中抢劫和抢夺具有暴力属性,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来看,盗用他人身份证件犯罪造成财产损失的入罪与盗窃罪相一致是合适的,江苏省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是2000元。造成其他权益重大损失、造成较大社会影响则是兜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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